瑞典：占领绿色经济高地
时间：2009-04-27 阅读： 我要评论:
瑞典：占领绿色经济高地
南方周末专访瑞典能源署署长Tomas Kaberger。
■我想瑞典在发展生物能源上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推广生物能源 的 方式——其他国家通常是通过补贴生物能源，而我们则通过对石油征税。对于前者，你得足够聪明，预先知道哪一种生物能源是最好的，并对其补贴。而通过后者，众多企业会竞相寻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
■我想瑞典在发展生物能源上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推广生物能源 的 方式——其他国家通常是通过补贴生物能源，而我们则通过对石油征税。对于前者，你得足够聪明，预先知道哪一种生物能源是最好的，并对其补贴。而通过后者，众多企业会竞相寻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
■去年是自1955年以来，惟一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新核电站联入电网的一年。但与此同时，许多核电站正在建设当中，尤其在中国。现在有很多讨论，认为石油短缺，将使核电更有竞争力。但是从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来看，真正在发展的是可再生能源。
■补贴新能源可能有助于寻找替代能源，但会压低能源的价格，无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但环境税尤其是碳排放税，既可以给政府带来收入，又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瑞典如何摆脱石油依赖
南方周末：瑞典有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2020年前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是什么让你们下这么大的决心？
Tomas Kaberger：因为瑞典没有石油。从1970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瑞典摆脱石油依赖的政治抱负就从未间断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做得相当成功。通过对石油课以重税，我们已使其他燃料变得有竞争力。尤其是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生物质废弃物正被热电联产的方式同时提供电能和热能。我们在非交通部门已经成功地用生物能源来替代石油，对生物能源的使用已经超过石油。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在交通部门也用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不过，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一点儿石油都不用。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交通部门，由于生物能和电能的广泛使用，即便没有石油，也一样能正常运转。
南方周末：你说的“广泛使用”指的是多大一个比例？
Tomas Kaberger：到目前为止，交通部门中使用生物能和电能的加起来还只是略微超过5%。但是在非交通部门，和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物能的使用占到了四分之一。交通相对而言变化最少，但毕竟已经开始变化。
南方周末：让我们回到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代价是可能要改变生活方式，牺牲生活便利，甚至影响经济发展。2005年当你们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谁是支持者谁是反对派？他们最大的分歧在哪里，各自又做了什么妥协？瑞典政府最后又怎样形成一个为双方接受的办法？
Tomas Kaberger：在瑞典依赖进口石油，即使对个人而言，都是让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这种恐惧缘于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经历，或者甚至更早一些，我们的上一代在二战时所经历的石油匮乏——那时，我们虽未卷入战争，却犹如一座孤岛。这些经历，让我们深感在基本需求上自给自足的重要性。我们形成的共识是：石油就是那种你必须尽量避免依赖的东西。
我们得以实施摆脱石油依赖政策，原因之一在于，不同政党对此的态度是一致的。在西方民主社会，尤其对有争议的问题，往往政策随执政党的改变而改变，这使得长期规划很难进行。但是在摆脱石油依赖这个问题上，不管哪个党派当政，我们的政策都是一以贯之的。
来自林业的支持同样重要。林业在瑞典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产业，尤其就出口而言。而他们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在此之前，锯木厂的锯末、造纸厂的余渣对工厂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你得费劲去燃烧，去处理。但是我们实行生物能源替代石油之后，这些过去一无是处的垃圾现在变成了宝贵的燃料，工厂主不光可以卖木制品，还可以卖锯末，麻烦之源变成了收入之源。整个林业受益于能源市场的演变，也成为这一演变的坚定支持者。
另一个重要支持力量来自掌控着分区集中供暖系统的市政能源企业——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从中获益。在瑞典，大部分城市大约有3万户居民，实行分区集中供暖。我们在中央锅炉燃烧生物质能(指的是广泛多样的天然燃料资源，包括动植物残渣、木柴和垃圾等——记者注)，然后铺设好管道，为所有建筑供暖。在中央锅炉，生物燃料的燃烧使水沸腾，推动涡轮机发电——这一点与普通的火电站并无不同。但是和它们直接将热水排入河中或以冷却塔冷却不同，我们用它来供暖。传统的发电站对能源的使用效率只有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而我们对能源的使用是“完全”的——市政能源企业不仅供电，还能供暖。无论就经济还是就环境而言，我们的市政能源企业都从中受益。
南方周末：这套系统只有你们有？
Tomas Kaberger：有的国家也有，但是很少，尤其在亚洲非常罕见。比如说日本，非常适合建造热电分区集中供暖系统，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文化、历史的原因，日本的土地所有者非常强势。市政部门要铺设管网的话，要挨家挨户地谈——法律并没有赋予他们在别人房产之下铺设管道的权力，也就几乎不可能构建这样的系统。
但是我想对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机遇。新城的建设，应该可以建这样的基础设施。
南方周末：那么这个政策的反对者呢？汽车业是不是最强大的反对者？
Tomas Kaberger：确实，我们提高燃油税的时候，遭到了汽车业的抵制。这也正是这个行业生物燃料替代进程最慢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现在汽车业对摆脱石油依赖的抵制已经消除了。即使3年前，汽车行业还决定继续依赖汽油。但是去年油价猛涨到每桶超过140美元，瑞典的汽车业和世界上所有汽车业一样已经意识到，石油依赖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威胁。
瑞典的汽车制造商正在研发可以使用其他能源的发动机，并处于领先地位：斯堪尼亚是目前全球惟一一家能用乙醇作为动力生产发动机的汽车厂商，沃尔沃则研发了混合动力汽车。他们已经研发了可以使用乙醇、甲醇、二甲醚、甲烷的汽车，万事俱备，只待能源供应商供应这些能源。
南方周末：除了汽车业自己的努力，瑞典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帮助汽车行业“变绿”？
Tomas Kaberger：对于环保汽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减免。比如在一些城市，环保汽车可以不交停车费。我们也有政府退税，当然这其中有些是很“瑞典”的做法。比如你开公司的车，会因为获得了公司的额外资助而交税；但是如果你开的是环保车，就将获得政府退税。另外，在斯德哥尔摩，你开车进城的话，会被收取堵车费；但是如果你开的是环保车，这项费用会得到减免。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鼓励人们使用石油之外能源的汽车——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人们也更乐意使用环保汽车。
不过事实上，在此之前，没有这些措施，已经有很多人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希望购买环保汽车。去年，使用电或者生物燃料的环保车已经占到了总销量的30%。
南方周末：瑞典摆脱石油依赖的计划已经实施了三年，进展如何？
Tomas Kaberger：事实上，我们在35年前就开始了摆脱石油依赖的努力。当时，石油占到了全部能源的三分之二，现在已经降到了三分之一。在非交通部门，石油所占的比例已经降到了35年前的五分之一，并且有可能在2020年降至0。而在交通部门，就在10年前，我们还100%使用汽油。现在，路面交通系统中，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95%。我想，未来使用生物能源和电能的汽车会越来越多，但是具体到2020年会有多大比例，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我们了解到，瑞典城市Vaxjo在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城市吗？
Tomas Kaberger：有不少地方和它不相上下。Vaxjo是比较早开始以热电联产进行分区集中供暖的城市，因为他们有一群非常棒的工程师，而且有着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不同的党派意见高度一致。我得再次说，这种支持非常重要。因此，尽管这个城市的议会每四年就换一次“多数党”，但从不因这个问题而争论。他们已经形成共识：他们在生物能源上的成功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Vaxjo大约有10万户居民，作为先行者，他们做得很成功。在瑞典，很多城市注意到了Vaxjo的成功——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保护环境上，并且希望拷贝它的发展模式。
南方周末：你怎么总结Vaxjo模式？其他城市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Tomas Kaberger：我想最重要的是，构建热电联产、集中供暖系统。构建这个系统，你得有基础设施，让每一个居民加入、使用。这对于现有的城市来说非常难。但在建造新城时，却很容易做到。我想，这对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尤其对于有很大供暖需求的城市而言。
南方周末：对于生物燃料和粮食，我们有很多讨论或者说争论。瑞典在优先发展生物能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在与人争食？
Tomas Kaberger：瑞典的生物能源，百分之百来自于林业、农业和食品行业的生物质废弃物。今天的技术，已经和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生物能源刚刚起步时大为不同。我们现在很多对生物能源的未来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好像长在地里的粮食被直接用于制作燃料。
但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石油征税来推动生物能源的发展的。这使得众多企业竞相寻找成本最低的生物能源，许多之前从未想过的生物质废弃物被利用起来。实际上，我们并未大量使用农用土地来制造生物能源，因此并不影响粮食供给。
至于用于汽车的液体生物燃料，它的制造工艺已经得到发展。制造乙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粮食作物，比如甜菜、甘蔗。瑞典也确实这么做，但是比较少。
我们正在研究的技术是用生物质废弃物来制造液体生物燃料。在生物能源领域，瑞典政府正全力资助的是植物纤维和生物质废弃物的利用。目前最成功的一项技术是用黑液(洗涤蒸煮后的纸浆的洗涤液，约含65%-70%的有机物质——记者注)。我们也正在研发气化林业废弃物的技术，用以生产甲醇、二甲醚和甲烷。
南方周末：看起来，瑞典的做法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巴西很不一样。
Tomas Kaberger：我想瑞典在发展生物能源上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推广生物能源的方式——他们通常通过补贴生物能源，而我们则通过对石油征税。对于前者，你得足够聪明，预先知道哪一种生物能源是最好的，并对其补贴。而通过后者，众多企业会竞相寻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我想这正是瑞典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何以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来发展生物能源的原因所在。
巴西在我看来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不过那是因为他们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大量种植用于生产生物能源的甘蔗。他们用甘蔗生产乙醇，同时用余渣来供电、供暖。巴西有着同样高效的生物能源系统。
扩大核能应谨慎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今年2月份，瑞典撤销了新建核电站的禁令。1980年，瑞典曾是最早通过决议禁建新核电站、逐步关闭现有核电站的国家之一。瑞典这一次取消禁令，意味着什么？
Tomas Kaberger：我想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决议只是撤销了禁令，并不是要新建核电站。
在瑞典，新建核电站一直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议题。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典的核电站快速扩张，成为了世界上核电站最密集的国家——我们的核电站比中国还多，但人口不足你们的百分之一。也正是在这次快速扩张中，我们意识到，核电站的成本非常高——远高于我们之前的预期。我们曾经预期，最开始建造的核电站成本很高，但后面建的成本会降低。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正是核电站快速扩张得以停止的原因。
从1985年以来，我们就再没有新建核电站，并且关闭了12个核电站中的2个。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剩下的核电站还能安全运行多久，它们被关闭后我们该怎么办，是新建核电站，还是寻找其他替代能源，比如风能。
2月份的这个决议，是为了告诉那些电力密集型产业，瑞典不会出现电力短缺——如果需要的话，瑞典将会再建新的核电站。这个决议试图表达的是：是否新建核电站不是一个政府决定，而是一个市场决定。这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要建新的核电站，可以，但是不要指望政府会有任何补贴。
另外，决议中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核电站的拥有者将必须为核事故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可能是这个决议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颇有争议的一点。核电站很少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代价将很惨重。50年前，瑞典之所以建起核电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法案规定，核电站的拥有者无须为核事故负任何责任。而2月份的这个决议则在说，我们不能再这么慷慨了，核电站的拥有者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我想这会是企业在决定是否新建核电站时很重要的一点。
南方周末：看起来，瑞典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比如欧盟、美国以及中国的发展趋势不太一样。在这些地方，核电好像又要重新扩张。
Tomas Kaberger：其实就整个世界来说，核电的发展并没有很明显成功的例子。
去年是自1955年以来，惟一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新核电站联入电网的一年。但与此同时，许多核电站正在建设当中，尤其在中国。你刚才说瑞典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我倒是觉得中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核电站扩张是真真切切的事。
现在有很多讨论，认为石油短缺，将使核电更有竞争力。但是从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来看，真正在发展的是可再生能源。在欧洲，在建的核电站有两个，一个在芬兰，一个在法国。不过从已经建好的芬兰核电站来说，也比原来计划的晚了三年，成本则是之前预计的两到三倍。这让欧洲的能源企业颇为沮丧。因为他们看到，即便只从经济成本考虑，建核电站的风险已经极高。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能源企业都在看中国和韩国，看这两个国家新建的核电站能否做到工期足够快，成本足够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核电站有竞争力。
南方周末：听起来，你对中国的核电站扩张持怀疑态度？
Tomas Kaberger：我想欧洲和北美的经验是：核电站的建设成本非常高昂。对欧洲和北美来说，这不是一个低成本的选择。
南方周末：中国的经济太依赖煤炭了。所以有很多人在推动核电站的建设。
Tomas Kaberger：我能理解。中国希望更多地尝试核能、风能、太阳能。我知道中国在风能方面已经很成功。在太阳能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PV板的制造者，大部分出口到国外。当然中国也尝试核能。我想，成本是一方面，安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口密度很大，相应地核事故的成本也高得多。
瑞典如何摆脱石油依赖
南方周末：瑞典有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2020年前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是什么让你们下这么大的决心？
Tomas Kaberger：因为瑞典没有石油。从1970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瑞典摆脱石油依赖的政治抱负就从未间断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做得相当成功。通过对石油课以重税，我们已使其他燃料变得有竞争力。尤其是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生物质废弃物正被热电联产的方式同时提供电能和热能。我们在非交通部门已经成功地用生物能源来替代石油，对生物能源的使用已经超过石油。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在交通部门也用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不过，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一点儿石油都不用。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交通部门，由于生物能和电能的广泛使用，即便没有石油，也一样能正常运转。
南方周末：你说的“广泛使用”指的是多大一个比例？
Tomas Kaberger：到目前为止，交通部门中使用生物能和电能的加起来还只是略微超过5%。但是在非交通部门，和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物能的使用占到了四分之一。交通相对而言变化最少，但毕竟已经开始变化。
南方周末：让我们回到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代价是可能要改变生活方式，牺牲生活便利，甚至影响经济发展。2005年当你们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谁是支持者谁是反对派？他们最大的分歧在哪里，各自又做了什么妥协？瑞典政府最后又怎样形成一个为双方接受的办法？
Tomas Kaberger：在瑞典依赖进口石油，即使对个人而言，都是让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这种恐惧缘于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经历，或者甚至更早一些，我们的上一代在二战时所经历的石油匮乏——那时，我们虽未卷入战争，却犹如一座孤岛。这些经历，让我们深感在基本需求上自给自足的重要性。我们形成的共识是：石油就是那种你必须尽量避免依赖的东西。
我们得以实施摆脱石油依赖政策，原因之一在于，不同政党对此的态度是一致的。在西方民主社会，尤其对有争议的问题，往往政策随执政党的改变而改变，这使得长期规划很难进行。但是在摆脱石油依赖这个问题上，不管哪个党派当政，我们的政策都是一以贯之的。
来自林业的支持同样重要。林业在瑞典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产业，尤其就出口而言。而他们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在此之前，锯木厂的锯末、造纸厂的余渣对工厂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你得费劲去燃烧，去处理。但是我们实行生物能源替代石油之后，这些过去一无是处的垃圾现在变成了宝贵的燃料，工厂主不光可以卖木制品，还可以卖锯末，麻烦之源变成了收入之源。整个林业受益于能源市场的演变，也成为这一演变的坚定支持者。
另一个重要支持力量来自掌控着分区集中供暖系统的市政能源企业——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从中获益。在瑞典，大部分城市大约有3万户居民，实行分区集中供暖。我们在中央锅炉燃烧生物质能(指的是广泛多样的天然燃料资源，包括动植物残渣、木柴和垃圾等——记者注)，然后铺设好管道，为所有建筑供暖。在中央锅炉，生物燃料的燃烧使水沸腾，推动涡轮机发电——这一点与普通的火电站并无不同。但是和它们直接将热水排入河中或以冷却塔冷却不同，我们用它来供暖。传统的发电站对能源的使用效率只有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而我们对能源的使用是“完全”的——市政能源企业不仅供电，还能供暖。无论就经济还是就环境而言，我们的市政能源企业都从中受益。
南方周末：这套系统只有你们有？
Tomas Kaberger：有的国家也有，但是很少，尤其在亚洲非常罕见。比如说日本，非常适合建造热电分区集中供暖系统，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文化、历史的原因，日本的土地所有者非常强势。市政部门要铺设管网的话，要挨家挨户地谈——法律并没有赋予他们在别人房产之下铺设管道的权力，也就几乎不可能构建这样的系统。
但是我想对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机遇。新城的建设，应该可以建这样的基础设施。
南方周末：那么这个政策的反对者呢？汽车业是不是最强大的反对者？
Tomas Kaberger：确实，我们提高燃油税的时候，遭到了汽车业的抵制。这也正是这个行业生物燃料替代进程最慢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现在汽车业对摆脱石油依赖的抵制已经消除了。即使3年前，汽车行业还决定继续依赖汽油。但是去年油价猛涨到每桶超过140美元，瑞典的汽车业和世界上所有汽车业一样已经意识到，石油依赖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威胁。
瑞典的汽车制造商正在研发可以使用其他能源的发动机，并处于领先地位：斯堪尼亚是目前全球惟一一家能用乙醇作为动力生产发动机的汽车厂商，沃尔沃则研发了混合动力汽车。他们已经研发了可以使用乙醇、甲醇、二甲醚、甲烷的汽车，万事俱备，只待能源供应商供应这些能源。
南方周末：除了汽车业自己的努力，瑞典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帮助汽车行业“变绿”？
Tomas Kaberger：对于环保汽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减免。比如在一些城市，环保汽车可以不交停车费。我们也有政府退税，当然这其中有些是很“瑞典”的做法。比如你开公司的车，会因为获得了公司的额外资助而交税；但是如果你开的是环保车，就将获得政府退税。另外，在斯德哥尔摩，你开车进城的话，会被收取堵车费；但是如果你开的是环保车，这项费用会得到减免。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鼓励人们使用石油之外能源的汽车——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人们也更乐意使用环保汽车。
不过事实上，在此之前，没有这些措施，已经有很多人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希望购买环保汽车。去年，使用电或者生物燃料的环保车已经占到了总销量的30%。
南方周末：瑞典摆脱石油依赖的计划已经实施了三年，进展如何？
Tomas Kaberger：事实上，我们在35年前就开始了摆脱石油依赖的努力。当时，石油占到了全部能源的三分之二，现在已经降到了三分之一。在非交通部门，石油所占的比例已经降到了35年前的五分之一，并且有可能在2020年降至0。而在交通部门，就在10年前，我们还100%使用汽油。现在，路面交通系统中，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95%。我想，未来使用生物能源和电能的汽车会越来越多，但是具体到2020年会有多大比例，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我们了解到，瑞典城市Vaxjo在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城市吗？
Tomas Kaberger：有不少地方和它不相上下。Vaxjo是比较早开始以热电联产进行分区集中供暖的城市，因为他们有一群非常棒的工程师，而且有着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不同的党派意见高度一致。我得再次说，这种支持非常重要。因此，尽管这个城市的议会每四年就换一次“多数党”，但从不因这个问题而争论。他们已经形成共识：他们在生物能源上的成功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Vaxjo大约有10万户居民，作为先行者，他们做得很成功。在瑞典，很多城市注意到了Vaxjo的成功——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保护环境上，并且希望拷贝它的发展模式。
南方周末：你怎么总结Vaxjo模式？其他城市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Tomas Kaberger：我想最重要的是，构建热电联产、集中供暖系统。构建这个系统，你得有基础设施，让每一个居民加入、使用。这对于现有的城市来说非常难。但在建造新城时，却很容易做到。我想，这对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尤其对于有很大供暖需求的城市而言。
南方周末：对于生物燃料和粮食，我们有很多讨论或者说争论。瑞典在优先发展生物能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在与人争食？
Tomas Kaberger：瑞典的生物能源，百分之百来自于林业、农业和食品行业的生物质废弃物。今天的技术，已经和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生物能源刚刚起步时大为不同。我们现在很多对生物能源的未来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好像长在地里的粮食被直接用于制作燃料。
但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石油征税来推动生物能源的发展的。这使得众多企业竞相寻找成本最低的生物能源，许多之前从未想过的生物质废弃物被利用起来。实际上，我们并未大量使用农用土地来制造生物能源，因此并不影响粮食供给。
至于用于汽车的液体生物燃料，它的制造工艺已经得到发展。制造乙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粮食作物，比如甜菜、甘蔗。瑞典也确实这么做，但是比较少。
我们正在研究的技术是用生物质废弃物来制造液体生物燃料。在生物能源领域，瑞典政府正全力资助的是植物纤维和生物质废弃物的利用。目前最成功的一项技术是用黑液(洗涤蒸煮后的纸浆的洗涤液，约含65%-70%的有机物质——记者注)。我们也正在研发气化林业废弃物的技术，用以生产甲醇、二甲醚和甲烷。
南方周末：看起来，瑞典的做法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巴西很不一样。
Tomas Kaberger：我想瑞典在发展生物能源上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推广生物能源的方式——他们通常通过补贴生物能源，而我们则通过对石油征税。对于前者，你得足够聪明，预先知道哪一种生物能源是最好的，并对其补贴。而通过后者，众多企业会竞相寻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我想这正是瑞典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何以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来发展生物能源的原因所在。
巴西在我看来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不过那是因为他们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大量种植用于生产生物能源的甘蔗。他们用甘蔗生产乙醇，同时用余渣来供电、供暖。巴西有着同样高效的生物能源系统。
扩大核能应谨慎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今年2月份，瑞典撤销了新建核电站的禁令。1980年，瑞典曾是最早通过决议禁建新核电站、逐步关闭现有核电站的国家之一。瑞典这一次取消禁令，意味着什么？
Tomas Kaberger：我想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决议只是撤销了禁令，并不是要新建核电站。
在瑞典，新建核电站一直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议题。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典的核电站快速扩张，成为了世界上核电站最密集的国家——我们的核电站比中国还多，但人口不足你们的百分之一。也正是在这次快速扩张中，我们意识到，核电站的成本非常高——远高于我们之前的预期。我们曾经预期，最开始建造的核电站成本很高，但后面建的成本会降低。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正是核电站快速扩张得以停止的原因。
从1985年以来，我们就再没有新建核电站，并且关闭了12个核电站中的2个。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剩下的核电站还能安全运行多久，它们被关闭后我们该怎么办，是新建核电站，还是寻找其他替代能源，比如风能。
2月份的这个决议，是为了告诉那些电力密集型产业，瑞典不会出现电力短缺——如果需要的话，瑞典将会再建新的核电站。这个决议试图表达的是：是否新建核电站不是一个政府决定，而是一个市场决定。这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要建新的核电站，可以，但是不要指望政府会有任何补贴。
另外，决议中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核电站的拥有者将必须为核事故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可能是这个决议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颇有争议的一点。核电站很少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代价将很惨重。50年前，瑞典之所以建起核电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法案规定，核电站的拥有者无须为核事故负任何责任。而2月份的这个决议则在说，我们不能再这么慷慨了，核电站的拥有者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我想这会是企业在决定是否新建核电站时很重要的一点。
南方周末：看起来，瑞典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比如欧盟、美国以及中国的发展趋势不太一样。在这些地方，核电好像又要重新扩张。
Tomas Kaberger：其实就整个世界来说，核电的发展并没有很明显成功的例子。
去年是自1955年以来，惟一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新核电站联入电网的一年。但与此同时，许多核电站正在建设当中，尤其在中国。你刚才说瑞典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我倒是觉得中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核电站扩张是真真切切的事。
现在有很多讨论，认为石油短缺，将使核电更有竞争力。但是从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来看，真正在发展的是可再生能源。在欧洲，在建的核电站有两个，一个在芬兰，一个在法国。不过从已经建好的芬兰核电站来说，也比原来计划的晚了三年，成本则是之前预计的两到三倍。这让欧洲的能源企业颇为沮丧。因为他们看到，即便只从经济成本考虑，建核电站的风险已经极高。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能源企业都在看中国和韩国，看这两个国家新建的核电站能否做到工期足够快，成本足够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核电站有竞争力。
南方周末：听起来，你对中国的核电站扩张持怀疑态度？
Tomas Kaberger：我想欧洲和北美的经验是：核电站的建设成本非常高昂。对欧洲和北美来说，这不是一个低成本的选择。
南方周末：中国的经济太依赖煤炭了。所以有很多人在推动核电站的建设。
Tomas Kaberger：我能理解。中国希望更多地尝试核能、风能、太阳能。我知道中国在风能方面已经很成功。在太阳能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PV板的制造者，大部分出口到国外。当然中国也尝试核能。我想，成本是一方面，安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口密度很大，相应地核事故的成本也高得多。
征税比补贴好
南方周末：瑞典1991年推出了碳排放税，现在中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Tomas Kaberger：1991年以来，环保相关的税收占的比例已经急剧上升，瑞典正变得越来越依赖环境税。
我们的经验是，碳排放税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非常好的办法。它在经济上非常有效，使得人们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寻找新的替代能源。补贴新能源可能同样有助于寻找替代能源，但会压低能源的价格，无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很多税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增加政府收入，但降低经济效率。而环境税尤其是碳排放税，既给政府带来了收入，又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我知道，中国政府和瑞典政府一样，很多方面都要花钱，比如医疗、教育等。环境税尤其是碳排放税是一个很好的税种，它增加政府收入，同时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中国，可能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想包括瑞典在内的很多经验已经证明：这是一项好的改革。
南方周末：瑞典1991年推出了碳排放税，现在中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Tomas Kaberger：1991年以来，环保相关的税收占的比例已经急剧上升，瑞典正变得越来越依赖环境税。
我们的经验是，碳排放税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非常好的办法。它在经济上非常有效，使得人们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寻找新的替代能源。补贴新能源可能同样有助于寻找替代能源，但会压低能源的价格，无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很多税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增加政府收入，但降低经济效率。而环境税尤其是碳排放税，既给政府带来了收入，又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我知道，中国政府和瑞典政府一样，很多方面都要花钱，比如医疗、教育等。环境税尤其是碳排放税是一个很好的税种，它增加政府收入，同时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中国，可能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想包括瑞典在内的很多经验已经证明：这是一项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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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环境人 Environmento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