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流H1N1病毒:“生物恐怖主义”?
时间:2009-05-31 阅读: 我要评论:
甲流H1N1病毒:“生物恐怖主义”?
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表明今天的“甲流”就是一场“生物恐怖主义”,但是也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表明它不是一场“生物恐怖主义”。
如果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仅仅只是一桩医学事件,那么事情就不会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它就只会停留于公共安全的预防框架内。但事实未必。就如年初津巴布韦境内霍乱肆虐,夺命无数,西方指责瘟疫是津巴布韦当局不“善政”的恶果,而穆加贝则回击称,西方正对津巴布韦发动一场秘密生化战争,一场流行病上升为政治与道义层面的尖锐冲突。
这样的例子可真不少。当年SARS流行时,曾有学者大声疾呼,说这是某国妄图阻止东方大国崛起而故意传播的病毒,是一场生化战。的确,至今为止,SARS是不是从果子狸传给人类的说法还尚无定论。而当美国陷入卡特里娜飓风灭顶灾难时,美国人也抬出“阴谋论”,公开宣称是俄罗斯通过北极气象基地对美国发动的“气候战争”,因为早在冷战时代,前苏联就启动了“气象武器”的研发。
现在,有关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不是人为制造的产物,甚至是故意传播的病毒的说法,也开始见诸报端,“生物恐怖主义”一语又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
甲型流感源自美军实验室?
如果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仅仅只是一桩医学事件,那么事情就不会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它就只会停留于公共安全的预防框架内。但事实未必。就如年初津巴布韦境内霍乱肆虐,夺命无数,西方指责瘟疫是津巴布韦当局不“善政”的恶果,而穆加贝则回击称,西方正对津巴布韦发动一场秘密生化战争,一场流行病上升为政治与道义层面的尖锐冲突。
这样的例子可真不少。当年SARS流行时,曾有学者大声疾呼,说这是某国妄图阻止东方大国崛起而故意传播的病毒,是一场生化战。的确,至今为止,SARS是不是从果子狸传给人类的说法还尚无定论。而当美国陷入卡特里娜飓风灭顶灾难时,美国人也抬出“阴谋论”,公开宣称是俄罗斯通过北极气象基地对美国发动的“气候战争”,因为早在冷战时代,前苏联就启动了“气象武器”的研发。
现在,有关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不是人为制造的产物,甚至是故意传播的病毒的说法,也开始见诸报端,“生物恐怖主义”一语又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
甲型流感源自美军实验室?
甲型流感病毒构成精妙,属“三合一”的变异品。它一出世,人们就普遍怀疑它绝非“等闲之辈”。
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甲型流感始于距墨西哥城不远的一个叫“拉格罗利亚”的村庄,因为第一例被确诊的患者就在那里,更刺激人们想象力的是,村庄附近就是一家庞大的养猪场。
但第一例确诊并不等于是第一个染此疾病的人,有养猪场也不意味着它是夹杂着人、禽、猪流感基因片断的“三合一 ”甲型流感产生“基因突变”的必然之地。有关“拉格罗利亚”村庄为第一传播源的说法,很快被墨西哥流行病调查科学家所否认,同时,他把源头指向了北邻美国。
墨西哥政府首席流行病学专家莱萨纳宣称,墨西哥境内的病例之间尚未发现有何关联。他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患者感染的可能是一种来自亚洲的流感病毒,进而南下。
墨西哥原殖民宗主国西班牙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美国,西班牙著名媒体《起义报》指向了秘密的美军实验室和有军方背景的药商。
据西班牙《起义报》5月3日报道,甲型流感事实上最早出现在美国,让人觉得玄机重重的是,唯一能治此流感的药物“达菲”是除了瑞士罗氏公司之外由美国一家名叫“吉利德科技公司”的制药企业所持有,此企业董事长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拥有浓厚的军方背景。这样,在美军生化实验室与美军背景的制药公司之间,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浮出水面。
在西方社会所主导的药品专利制度和其他形式的知识私有化下,疾病越发作得厉害,拥有此特效药专利权的药商越是笑逐颜开,滚滚财富也如潮水般涌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曾这样讽刺过贪婪的资本主义:建筑师唯恐不地震,医师梦想全城人都患上疾病。新型流行疾病正好满足了这一“利益链”的渴求。
西班牙《起义报》称,一位来自美国记者组织的资深记者洛丽·普赖斯怀疑甲型流感源自于美国军方实验室,因为她得到情报说,去年美国已能够利用印尼送交世界卫生组织的禽流感样本,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生产生物武器。据称,美军早已获得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组,要知道,西班牙流感和禽流感、甲型流感病毒来自同一菌株。
《起义报》转述了纽约WBAI电台节目制作人拉尔夫·舍恩曼的话,说美国的军方实验室一直以来都在利用禽流感、亚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统不能识别的病毒来完善生物武器。他说:“在军方实验室,毒性最强的疾病都被改造过了,使人体对这些病毒没有防卫能力,并在世界一些地区试用,由美国军方进行监控。”
《起义报》转述一份内部军方解密报告称,美国曾在1971年利用古巴流亡者将非洲猪流感病毒带进古巴,疫情的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杀死了50万头猪。10年以后,古巴出现蚊子传播的登革热疫情,造成30多万人患病。解密文件透露,美国军方曾于上世纪50年代在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州养了大量蚊子,目的是研究这些蚊子能否被用作传播疾病的武器。
《起义报》的观点很明确,指美军实验室制造了甲型流感病毒,又故意传播于社会,让药商赚足了钱,然后药商又以科研立项的方式,把巨额资金反馈给军方实验室。
只是类似的报道,除了西班牙《起义报》之外,并没有被国际社会的权威媒体所支持,也没有得到美国相关部门的理睬,所以《起义报》之说尚属于“一家之言”的范畴。虽不足信,但也不可全不信。
澳大利亚病毒专家的质疑
如果说西班牙人出于殖民宗主国心态而使其说话的客观性有所缺失,或《起义报》历来喜欢搞新闻噱头而其真实性大打折扣的话,那么,一个超然于利益圈之外的著名病毒基因分析权威专家所说的话,就足以让人们相信几分了。
澳大利亚病毒专家阿德里安·吉布斯称,甲型流感可能源于实验室,或人为错误的产物,或因管理不当泄漏于民间。此言一传开,立即引发全球舆论跟进报道。
阿德里安·吉布斯,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一名退休植物病毒专家,75岁,参与过防治流感特效药“达菲”的研究,对病菌的研究已达40多年,他是首位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成进行分析的科学家。
吉布斯是此领域公认的权威。几年前,科学家从北极冻土中的人体遗骸上找到当年致使5000万人丧命的西班牙流感毒株,经检测,其H1N1基因与禽流感类似,科学家就得出了西班牙流感是通过禽类传给人类的流感的结论。但是,吉布斯的最新研究表明,1918年流感并不是由禽流感传开的。他的观点刊载在权威期刊《科学》上,得到广泛认同。
吉布斯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所含赖氨基酸多,突变速度更快,大大异于其他典型的流感病毒。吉布斯认为,这种病毒一定是在鸡蛋作为培养基的环境下生成的,也就是说,这或是科学家意外生成之物,或是故意制造之物,但无论如何,很大程度上可能出自有条件的实验室。
一般认为,在自然条件下,物理和化学的方法都可能导致病毒变异,例如一些射线照射或化学手段可改变病毒的核酸组成和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病毒变异。有学者分析称,在合适的温度、化学环境、射线三大要素齐备的情况下,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但这些经过连续性的环境条件的变异,只会产生可跟踪的基因突变,而不会出现“三合一”式的大跨越式突变。这也是科学家们的疑惑所在。
彭博新闻社5月12日报道了吉布斯有关病毒源于实验室的说法。他表示:“只要我们搞清楚病毒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才会更加安全。我的研究结果已经得到了包括孟菲斯圣·朱迪儿童研究医院的科研人员里查德·维比博士等科学家的支持。 ”
鉴于吉布斯所言问题严重,世卫组织迅速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吉布斯的结论。不过,显然,世卫的表态仅仅是为了平息世人的恐慌。
WHO助理总干福田敬二说:“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他提出的这种说法。但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是自然生成的,而不是来源于实验室。”至于什么样的证据,福田没有具体说明。
实验室之患
为应付非常规战争或非传统威胁,各国纷纷设立实验室,秘密研制生化武器,或研制对抗生化威胁的药物。各类“怪物”有可能从实验室中诞生,有的被别有用心的人释放出来,有的管理不当而流入民间,为害一方。
大致来说,实验室之患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居心叵测”之患,二是“管理失当”之患,三是人类无节制不受约束的“科学创新”之患。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研究过非洲“埃博拉”病毒爆发和跟踪研究了非洲HIV感染者的联合国高级科学家威恩·曼德逊,今年4月份在其一份报告中称,H1N1含有某类变异体,表明这类新流感毒菌的基因已经人为改造,并把它发展成生化武器。
曼德逊相信,目前流行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流感应属人类控制的病原菌,它能导致全球范围的传播,对旅游和商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位于雅加达的一位世卫官员不无担忧地说,高致病H5N1禽流感病毒基因片断出现在甲型流感中,意味着此病毒被人为修改成“新物种”。
彭博社报道称,今年2月,百特国际公司把受H3N2流感病毒感染的疫苗材料送往18个国家。美国百特公司一直与政府合作,生产能抵抗各类传染病的疫苗和药品。批评者指责道,百特公司故意污染了实验用疫苗材料,目的是引发流行性疾病。
如果以上属于“居心叵测”之患,那么,“管理不当”之患也足以让人惊心动魄。2004年10月。美国病理学家协会误将曾导致400万人死亡的H2N2流感病毒样本发送给全球3747个实验室。尽管大部分病毒被销毁,但墨西哥的实验室宣称没有收到病毒,病毒的下落成为悬案。2008年7月,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内3 个装有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样本的瓶子神秘失踪。
实验室“管理失范”问题引人担心。美国外交协会公布的《世界风险报告》指出,一些4级病原体实验室存在着最基本的安全隐患,例如缺少巡逻、缺少护栏、不设立禁区标志,甚至通向病毒实验室的门没有上锁。实验室研究的样品通常是埃博拉病毒、克里米亚刚果热等病原体,其中就包括了导致1918年大流感的西班牙流感病毒。
而第三类无节制的“科学创新”之患,则是产生于对科学家道德伦理的失范,为赚钱或名声,制造出极度危险的“科学成果”。人们还在担心,假如纳粹德国比美国抢先一步制造出原子弹,全世界将不知变成什么样。
“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全球
虽然世卫组织极力压制吉布斯的观点,免得引发人们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忧,但“生物恐怖主义”一词早已进入人们的视野。
甲型流感来得真“不是时候”,就像当年SARS到来之时正是美国大举攻打伊拉克之际,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最终成为中国的一场公共安全灾难。今天,全球经济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处于低谷,它需要相当大的“流动性”来盘活整个经济。这里的“流动性”,不仅是金融性概念,也是指人流带动物流、旅游业带动商业的“流动性”。流感的爆发最直接的结果是贸易和旅游的“冻结”,这使全球复苏经济的努力大打了折扣。
但历史又一次次地证明,所谓的“灾难”,往往始于富国,却最后成为穷国的宿命,如艾滋病发现于富国,却最终成为非洲穷国的灭顶之灾。
所谓的生物恐怖主义,指的就是利用可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染或人畜共患的感染媒介物,如细菌、病毒、原生动物、真菌,制成各种生物制剂,发动攻击,致使疫病流行,人、动物、农作物大量感染,甚至死亡,造成较大的人员、经济损失或引起社会恐慌,动乱。
尽管美国2002年6月12日正式实施了《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防范应对法》,但数年前发生的炭疽信件攻击事件,还是导致了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几克炭疽病原体就能对一个国家造成严重影响。
“生物恐怖主义”与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不通过任何组织而由个人发动攻击。如日本的“ 铃木医生事件”。铃木医生是日本的内科医生和细菌学家,在实验科学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然而,他对自己受到的待遇非常不满,并把怒火烧向无辜人们。他给病人和健康护理人员注射了沙门氏伤寒杆菌,导致200人出现伤寒和痢疾,4人死亡。
国际刑警组织认为,生物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威胁,一方面是生物袭击具有巨大破坏力,另一方面是人类至今依然对生物恐怖袭击一筹莫展,准备不足,也无良策。
尽管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表明今天的“甲流”就是一场“生物恐怖主义”,但是也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表明它不是一场“生物恐怖主义”。随着甲型流感在日本出现了本土化暴发的态势,这场流感瘟疫正向全球扩散,而且毫无疑问最终将成为穷国的灾难。
但第一例确诊并不等于是第一个染此疾病的人,有养猪场也不意味着它是夹杂着人、禽、猪流感基因片断的“三合一 ”甲型流感产生“基因突变”的必然之地。有关“拉格罗利亚”村庄为第一传播源的说法,很快被墨西哥流行病调查科学家所否认,同时,他把源头指向了北邻美国。
墨西哥政府首席流行病学专家莱萨纳宣称,墨西哥境内的病例之间尚未发现有何关联。他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患者感染的可能是一种来自亚洲的流感病毒,进而南下。
墨西哥原殖民宗主国西班牙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美国,西班牙著名媒体《起义报》指向了秘密的美军实验室和有军方背景的药商。
据西班牙《起义报》5月3日报道,甲型流感事实上最早出现在美国,让人觉得玄机重重的是,唯一能治此流感的药物“达菲”是除了瑞士罗氏公司之外由美国一家名叫“吉利德科技公司”的制药企业所持有,此企业董事长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拥有浓厚的军方背景。这样,在美军生化实验室与美军背景的制药公司之间,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浮出水面。
在西方社会所主导的药品专利制度和其他形式的知识私有化下,疾病越发作得厉害,拥有此特效药专利权的药商越是笑逐颜开,滚滚财富也如潮水般涌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曾这样讽刺过贪婪的资本主义:建筑师唯恐不地震,医师梦想全城人都患上疾病。新型流行疾病正好满足了这一“利益链”的渴求。
西班牙《起义报》称,一位来自美国记者组织的资深记者洛丽·普赖斯怀疑甲型流感源自于美国军方实验室,因为她得到情报说,去年美国已能够利用印尼送交世界卫生组织的禽流感样本,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生产生物武器。据称,美军早已获得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组,要知道,西班牙流感和禽流感、甲型流感病毒来自同一菌株。
《起义报》转述了纽约WBAI电台节目制作人拉尔夫·舍恩曼的话,说美国的军方实验室一直以来都在利用禽流感、亚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统不能识别的病毒来完善生物武器。他说:“在军方实验室,毒性最强的疾病都被改造过了,使人体对这些病毒没有防卫能力,并在世界一些地区试用,由美国军方进行监控。”
《起义报》转述一份内部军方解密报告称,美国曾在1971年利用古巴流亡者将非洲猪流感病毒带进古巴,疫情的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杀死了50万头猪。10年以后,古巴出现蚊子传播的登革热疫情,造成30多万人患病。解密文件透露,美国军方曾于上世纪50年代在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州养了大量蚊子,目的是研究这些蚊子能否被用作传播疾病的武器。
《起义报》的观点很明确,指美军实验室制造了甲型流感病毒,又故意传播于社会,让药商赚足了钱,然后药商又以科研立项的方式,把巨额资金反馈给军方实验室。
只是类似的报道,除了西班牙《起义报》之外,并没有被国际社会的权威媒体所支持,也没有得到美国相关部门的理睬,所以《起义报》之说尚属于“一家之言”的范畴。虽不足信,但也不可全不信。
澳大利亚病毒专家的质疑
如果说西班牙人出于殖民宗主国心态而使其说话的客观性有所缺失,或《起义报》历来喜欢搞新闻噱头而其真实性大打折扣的话,那么,一个超然于利益圈之外的著名病毒基因分析权威专家所说的话,就足以让人们相信几分了。
澳大利亚病毒专家阿德里安·吉布斯称,甲型流感可能源于实验室,或人为错误的产物,或因管理不当泄漏于民间。此言一传开,立即引发全球舆论跟进报道。
阿德里安·吉布斯,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一名退休植物病毒专家,75岁,参与过防治流感特效药“达菲”的研究,对病菌的研究已达40多年,他是首位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成进行分析的科学家。
吉布斯是此领域公认的权威。几年前,科学家从北极冻土中的人体遗骸上找到当年致使5000万人丧命的西班牙流感毒株,经检测,其H1N1基因与禽流感类似,科学家就得出了西班牙流感是通过禽类传给人类的流感的结论。但是,吉布斯的最新研究表明,1918年流感并不是由禽流感传开的。他的观点刊载在权威期刊《科学》上,得到广泛认同。
吉布斯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所含赖氨基酸多,突变速度更快,大大异于其他典型的流感病毒。吉布斯认为,这种病毒一定是在鸡蛋作为培养基的环境下生成的,也就是说,这或是科学家意外生成之物,或是故意制造之物,但无论如何,很大程度上可能出自有条件的实验室。
一般认为,在自然条件下,物理和化学的方法都可能导致病毒变异,例如一些射线照射或化学手段可改变病毒的核酸组成和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病毒变异。有学者分析称,在合适的温度、化学环境、射线三大要素齐备的情况下,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但这些经过连续性的环境条件的变异,只会产生可跟踪的基因突变,而不会出现“三合一”式的大跨越式突变。这也是科学家们的疑惑所在。
彭博新闻社5月12日报道了吉布斯有关病毒源于实验室的说法。他表示:“只要我们搞清楚病毒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才会更加安全。我的研究结果已经得到了包括孟菲斯圣·朱迪儿童研究医院的科研人员里查德·维比博士等科学家的支持。 ”
鉴于吉布斯所言问题严重,世卫组织迅速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吉布斯的结论。不过,显然,世卫的表态仅仅是为了平息世人的恐慌。
WHO助理总干福田敬二说:“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他提出的这种说法。但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是自然生成的,而不是来源于实验室。”至于什么样的证据,福田没有具体说明。
实验室之患
为应付非常规战争或非传统威胁,各国纷纷设立实验室,秘密研制生化武器,或研制对抗生化威胁的药物。各类“怪物”有可能从实验室中诞生,有的被别有用心的人释放出来,有的管理不当而流入民间,为害一方。
大致来说,实验室之患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居心叵测”之患,二是“管理失当”之患,三是人类无节制不受约束的“科学创新”之患。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研究过非洲“埃博拉”病毒爆发和跟踪研究了非洲HIV感染者的联合国高级科学家威恩·曼德逊,今年4月份在其一份报告中称,H1N1含有某类变异体,表明这类新流感毒菌的基因已经人为改造,并把它发展成生化武器。
曼德逊相信,目前流行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流感应属人类控制的病原菌,它能导致全球范围的传播,对旅游和商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位于雅加达的一位世卫官员不无担忧地说,高致病H5N1禽流感病毒基因片断出现在甲型流感中,意味着此病毒被人为修改成“新物种”。
彭博社报道称,今年2月,百特国际公司把受H3N2流感病毒感染的疫苗材料送往18个国家。美国百特公司一直与政府合作,生产能抵抗各类传染病的疫苗和药品。批评者指责道,百特公司故意污染了实验用疫苗材料,目的是引发流行性疾病。
如果以上属于“居心叵测”之患,那么,“管理不当”之患也足以让人惊心动魄。2004年10月。美国病理学家协会误将曾导致400万人死亡的H2N2流感病毒样本发送给全球3747个实验室。尽管大部分病毒被销毁,但墨西哥的实验室宣称没有收到病毒,病毒的下落成为悬案。2008年7月,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内3 个装有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样本的瓶子神秘失踪。
实验室“管理失范”问题引人担心。美国外交协会公布的《世界风险报告》指出,一些4级病原体实验室存在着最基本的安全隐患,例如缺少巡逻、缺少护栏、不设立禁区标志,甚至通向病毒实验室的门没有上锁。实验室研究的样品通常是埃博拉病毒、克里米亚刚果热等病原体,其中就包括了导致1918年大流感的西班牙流感病毒。
而第三类无节制的“科学创新”之患,则是产生于对科学家道德伦理的失范,为赚钱或名声,制造出极度危险的“科学成果”。人们还在担心,假如纳粹德国比美国抢先一步制造出原子弹,全世界将不知变成什么样。
“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全球
虽然世卫组织极力压制吉布斯的观点,免得引发人们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忧,但“生物恐怖主义”一词早已进入人们的视野。
甲型流感来得真“不是时候”,就像当年SARS到来之时正是美国大举攻打伊拉克之际,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最终成为中国的一场公共安全灾难。今天,全球经济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处于低谷,它需要相当大的“流动性”来盘活整个经济。这里的“流动性”,不仅是金融性概念,也是指人流带动物流、旅游业带动商业的“流动性”。流感的爆发最直接的结果是贸易和旅游的“冻结”,这使全球复苏经济的努力大打了折扣。
但历史又一次次地证明,所谓的“灾难”,往往始于富国,却最后成为穷国的宿命,如艾滋病发现于富国,却最终成为非洲穷国的灭顶之灾。
所谓的生物恐怖主义,指的就是利用可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染或人畜共患的感染媒介物,如细菌、病毒、原生动物、真菌,制成各种生物制剂,发动攻击,致使疫病流行,人、动物、农作物大量感染,甚至死亡,造成较大的人员、经济损失或引起社会恐慌,动乱。
尽管美国2002年6月12日正式实施了《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防范应对法》,但数年前发生的炭疽信件攻击事件,还是导致了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几克炭疽病原体就能对一个国家造成严重影响。
“生物恐怖主义”与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不通过任何组织而由个人发动攻击。如日本的“ 铃木医生事件”。铃木医生是日本的内科医生和细菌学家,在实验科学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然而,他对自己受到的待遇非常不满,并把怒火烧向无辜人们。他给病人和健康护理人员注射了沙门氏伤寒杆菌,导致200人出现伤寒和痢疾,4人死亡。
国际刑警组织认为,生物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威胁,一方面是生物袭击具有巨大破坏力,另一方面是人类至今依然对生物恐怖袭击一筹莫展,准备不足,也无良策。
尽管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表明今天的“甲流”就是一场“生物恐怖主义”,但是也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表明它不是一场“生物恐怖主义”。随着甲型流感在日本出现了本土化暴发的态势,这场流感瘟疫正向全球扩散,而且毫无疑问最终将成为穷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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