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时间：2009-12-09 阅读： 我要评论:
时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12月7日至18日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将就2012年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作出安排。尽管一些人对哥本哈根峰会并不持乐观态度，但是一些如下所述问题的基本性框架将达成约束性共识。这里我们就这些关键问题作一些分析。
《京都议定书》的延续问题
目前的谈判是在两个框架下运行的一个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框架，一个是《京都议定书》框架（美国参加的是前者）。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延续《京都议定书》。而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希望取消《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体制。美国实际上在气候体制制订上有自己的私心，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延续其领导权，制订一套以美国为主导的气候制度，尤其希望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国纳入其减排体系。
《京都议定书》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精神的良好体现。而且一些机制的运行也日渐成熟，积累了许多经验。另外，取消《京都议定书》，实际是对第一阶段执行责任的亵渎。很多签订目标的发达国家，从目前来看，无法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目标，通过执行新的体制，也就模糊了过去没有履行的责任。
发达国家中期目标的力度与执行
目前发达国家都提出了2020年的中期目标。总体来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整体减排力度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中提出的，将温度稳定在2℃以内的目标相差甚远。要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以下保证不超过2℃，IPCC基于一些科学研究指出，发达国家整体需要到2020年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25%～40%。但是根据相关报告，如果按照目前各国提出的目标，发达国家整体2020年比1990年排放水平会低11%～18%。
另一方面，各国的目标在具体的执行方案上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在基准年份上，美国选择2005年，欧盟为1990年，这里面颇有玄机。同样的减排目标，以2005年为基准，到2020年美国减排17%，欧盟减排14%；而如果以1990年为基准，到2020年美国减排4%，欧盟减排20%。如果以2005年为基准，实际模糊了过去的责任。还有在使用国际抵消方面，应该有多大的比例来自国外的减排，这样的问题需要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明确。如果大比例的抵消来自国外，即使发达国家整体制定了2020年比1990年排放减少40%的目标，也无法实现2℃的目标。同时，按照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具有“可比性”的要求，会进一步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明确。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
《巴厘岛行动计划》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而发达国家提供的上述支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都应该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估计发展中国家会面临4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到2020年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峰值或者拐点年限，三是到2050年的长期目标，四是如何对这些减排行动实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非常显著。例如中国在2007年就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十一五”节能20%目标，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印度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24%；巴西到2020年将减少排放9.75亿～10.62亿吨二氧化碳，在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中规定减少森林砍伐80%的目标，这将减少5.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些目标已经远远走在了《巴厘岛行动计划》的前面。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资金支持水平、捐助国和受赠国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资金的管理机构，运行规则等等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由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需要大量的成本，贫穷国家和地区也往往是承受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地区，因此大量的资金支持是必须的。
技术转移争议较多。目前成功的技术转移案例也不多见。发达国家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不愿意将技术与其他国家分享。同时很多技术来自企业，如果进行技术转移，如何保证其利润获取，进而保证下一步的研发，都是其考虑的问题。
国内一些专家也认为，即使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移，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承接能力有限，引进的设备技术的更新替代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花费；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技术引进，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我国技术的自主创新动力。但是，技术转移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需要的，这是一个如何达到平衡点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能保证减排成本的降低，又能不影响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既能保证技术转移和持续创新，又能保证一定的利润。
能力建设支持非常重要。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检测、气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低碳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减排效果评估等等方面，发达国家都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高效、低成本和可持续的减排很有帮助。能力建设实际是资本、技术、人才和组织的综合保障。
总之，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存在许多争议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但是气候峰会产生的规则将对整个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要遏制那些不利于我国持续发展的规则的出现，例如碳关税；同时积极推进全球的实质性减排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是微观经济中每个企业面临的现实战略问题。
企业最终是国际应对气候竞争中的主力军。随着国际气候规则转换为国内的节能标准、税收源和出口限制因素，这种竞争就变得更为实在。因此气候变化不仅出现在政府对话和政策文件中，更要体现在企业战略中。中国企业应该从现在开始，在品牌、技术、产品的整个企业流程中实施低碳化，走低碳企业的战略。
《京都议定书》的延续问题
目前的谈判是在两个框架下运行的一个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框架，一个是《京都议定书》框架（美国参加的是前者）。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延续《京都议定书》。而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希望取消《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体制。美国实际上在气候体制制订上有自己的私心，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延续其领导权，制订一套以美国为主导的气候制度，尤其希望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国纳入其减排体系。
《京都议定书》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精神的良好体现。而且一些机制的运行也日渐成熟，积累了许多经验。另外，取消《京都议定书》，实际是对第一阶段执行责任的亵渎。很多签订目标的发达国家，从目前来看，无法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目标，通过执行新的体制，也就模糊了过去没有履行的责任。
发达国家中期目标的力度与执行
目前发达国家都提出了2020年的中期目标。总体来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整体减排力度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中提出的，将温度稳定在2℃以内的目标相差甚远。要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以下保证不超过2℃，IPCC基于一些科学研究指出，发达国家整体需要到2020年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25%～40%。但是根据相关报告，如果按照目前各国提出的目标，发达国家整体2020年比1990年排放水平会低11%～18%。
另一方面，各国的目标在具体的执行方案上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在基准年份上，美国选择2005年，欧盟为1990年，这里面颇有玄机。同样的减排目标，以2005年为基准，到2020年美国减排17%，欧盟减排14%；而如果以1990年为基准，到2020年美国减排4%，欧盟减排20%。如果以2005年为基准，实际模糊了过去的责任。还有在使用国际抵消方面，应该有多大的比例来自国外的减排，这样的问题需要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明确。如果大比例的抵消来自国外，即使发达国家整体制定了2020年比1990年排放减少40%的目标，也无法实现2℃的目标。同时，按照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具有“可比性”的要求，会进一步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明确。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
《巴厘岛行动计划》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而发达国家提供的上述支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都应该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估计发展中国家会面临4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到2020年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峰值或者拐点年限，三是到2050年的长期目标，四是如何对这些减排行动实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非常显著。例如中国在2007年就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十一五”节能20%目标，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印度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24%；巴西到2020年将减少排放9.75亿～10.62亿吨二氧化碳，在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中规定减少森林砍伐80%的目标，这将减少5.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些目标已经远远走在了《巴厘岛行动计划》的前面。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资金支持水平、捐助国和受赠国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资金的管理机构，运行规则等等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由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需要大量的成本，贫穷国家和地区也往往是承受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地区，因此大量的资金支持是必须的。
技术转移争议较多。目前成功的技术转移案例也不多见。发达国家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不愿意将技术与其他国家分享。同时很多技术来自企业，如果进行技术转移，如何保证其利润获取，进而保证下一步的研发，都是其考虑的问题。
国内一些专家也认为，即使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移，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承接能力有限，引进的设备技术的更新替代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花费；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技术引进，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我国技术的自主创新动力。但是，技术转移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需要的，这是一个如何达到平衡点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能保证减排成本的降低，又能不影响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既能保证技术转移和持续创新，又能保证一定的利润。
能力建设支持非常重要。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检测、气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低碳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减排效果评估等等方面，发达国家都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高效、低成本和可持续的减排很有帮助。能力建设实际是资本、技术、人才和组织的综合保障。
总之，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存在许多争议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但是气候峰会产生的规则将对整个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要遏制那些不利于我国持续发展的规则的出现，例如碳关税；同时积极推进全球的实质性减排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是微观经济中每个企业面临的现实战略问题。
企业最终是国际应对气候竞争中的主力军。随着国际气候规则转换为国内的节能标准、税收源和出口限制因素，这种竞争就变得更为实在。因此气候变化不仅出现在政府对话和政策文件中，更要体现在企业战略中。中国企业应该从现在开始，在品牌、技术、产品的整个企业流程中实施低碳化，走低碳企业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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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环境人 Environmentor.Cn）
